武经七书

墨裔

武经七书

《武经七书》是中国宋代官方校刊颁行的兵法丛书和军事教科书。宋神宗于熙宁五年（1072）六月，继宋仁宗之后重新开设“武学”（军事学校）。为了适应教学和军事训练的需要，元丰三年 (1080)四月，宋神宗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校定后的七部兵书共25卷，于元丰年间（1078～1085）刊行，统称《武经七书》，以之考选武举和教学。

基本信息

目录

1 概述

2 主要内容

3 重要影响

1 概述

　　《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

　　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北宋政府颁行《武经七书》是遵照皇帝赵顼(即宋神宗)的旨意进行的。为适应军事斗争、教学、考选武举的需要，宋神宗于元丰三年(1080年)命令当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组织力量校定、汇编、出版上述七书。武学博士何去非参与了此项工作。校定这七部兵书，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到元丰六年(1083年)冬才完成了刊行的准备工作。校定后的这七部兵书命名为《武经七书》，共25卷。这是北宋朝廷从当时流行的三百四十多部中国古代兵书中挑选出来的，作为武学经典。可见，这七部兵书是何等重要。它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是中国军事理论殿堂里的瑰宝。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础，对中国和世界发展近代、现代军事科学起了积极的作用。校定、颁行《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在军事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贡献。 《武经七书》颁行后，备受世人关注。为了更好地发挥它在战争、国防、建军、

　　教学中的作用，注家蜂起，先后出现了几十种注释本，其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注本，有宋朝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明朝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清朝朱塘的《武经七书汇解》、丁洪章的《武经七书全解》等。这些注释本，对研究、学习《武经七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武经七书》颁行后，成为宋朝以来军事学校和考选武举的基本教材。南宋规定，武学(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学习兵法。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军事斗争和教学之急需，命令兵部刻印《武经七书》发给有关官员和高级将领及其子孙学习。《武经七书》宋刊本，曾被日本人买去；后来特别是17世纪以来，在日本出现了多种重刊本、翻译本和注解本。捞呤阌中的头两部兵书<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在欧、亚、美流传更广。可见《武经七书》在国外的影响之大。

2 主要内容

　　《孙子兵法》

　　在孙武晋见吴王阖闾时就是一部独立的军事著作。既后又增加了他在吴国的战争经验，从而更加完备。它问世之后，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重视和流传。《韩非子．五蠹》说：战国时候，“藏孙(孙武和孙膑)、吴(吴起)之书者家有之”。从现存汉、唐、宋古籍对《孙子兵法》的征引看，就有好几种不同的抄本。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是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抄本了，其中《形篇》就是文字不尽相同的甲乙两个写本。北宋时的<十家注孙子>本与<武经七书>系统的《孙子》本也有某些不同。 在汉朝中期以前，《孙子兵法》十三篇是独立而完整的。西汉未年刘向<七录>则称《孙子兵法》三卷。不说“十三篇”而说“三卷”，可能是由于从简策变为帛书的缘故。而晚于《史记》一百多年的《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却记载为《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清朝学者毕以珣在《孙子叙录》中指出了这一篇帙骤增的原因。他说：八十二篇中，除了孙武见阖闾以前所作的十三篇外，其余六十九篇都是孙武的佚文。这六十九篇佚文，大部分已失传了。恢复十三篇原型的工作，直到距<汉书>六十多年后的东汉末年，才由曹操亲自完成。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宋朝<十家注孙子>古本。它把十三篇以外的六十九篇另编为《续孙子兵法》二卷。在《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中都有著录，大概在唐以后才失传。

　　《尉缭子》

　　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

　　《武经七书》之一。历有着录，但篇数不等，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等存世，5卷，24篇，9000余字。另唐魏征<群书治要>辑存4篇；1972年，银雀山汉初墓出土残简6篇，与其他版本相应之篇大同小异。《隋书.经籍志》注称《尉缭子》作者为尉缭，梁惠王时人”，有疑为秦王政时尉缭所作，也有疑为后人伪托。据现有资料推断，成书似在战国中期。 《尉缭子》传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以南宋刻<武经七书>本为最古。《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尉缭》三十一篇。据《隋书》、《旧唐书》的《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传世的是杂家的《尉缭》。其篇数与<汉书>不符，当因在流传过程中有部分亡佚。该书内容大部分论兵，因此宋以后多视为兵家著作，但其论兵，与《汉书》所谓兵形势家异趣，有人以为即《汉书》兵形势家的《尉缭》，恐不可信。《汉书》杂家《子晚子》下注有“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可见今所传《尉缭子》有可能列入杂家。

　　《吴子》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着，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为一卷。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分上下两卷。<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着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认为“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它把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司马法》

　　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汉代对《司马法》评价很高。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土”。(见苟悦《申鉴·时事篇》)司马迁称道《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东汉以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据以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军制。晋唐之间，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马法》为立说的根据。可见《司马法》当时仍具有军事权威著作的声誉。宋元丰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马法》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武学，定为将校必读之书，其重视程度，也不减晋唐。

3 重要影响

　　《武经七书》北宋刊本已不可见，现存南宋孝宗或光宗时刻本，原为陆心源?宋楼藏书，后被日本岩崎氏买去，藏日本静嘉堂。国内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宋本《武经七书》校刊精审，明清以来翻刻传抄，多据为底本，成为独具特色的《武经七书》系统本。

　　《武经七书》问世之后，注家蜂起，存世之作，不下数十种。宋朝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是现存最早的注本，对明清注家起了发凡启例的作用。明朝建国，重视武学，太祖朱元璋提倡“军官子孙，讲读武书”，促进了对《武经七书》的研究。代表性的注本有刘寅《武经七书直解》、黄献臣《武经开宗》、张居正辑注《武经七书》、李贽《七书参同》、陈玖学《评注七子兵略》等。其中<武经七书直解>因“注疏详明，引据切当”，最为后人重视。清朝沿袭宋明旧制，亦重《武经七书》，然注家大多限于汇辑前人旧说，少有新意。影响较大的有朱墉《武经七书汇解》、丁洪章《武经七书全解》等。《武经七书》集中了中国古代兵法的精华，被宋及后世确定为兵学经典，对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各种注本对人们学习和研究《武经七书》具有参考作用。